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分析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分析 时间: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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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学术界对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战争规律是发展变化的, 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并取得胜利, 就必须从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指导战争, 应用战略战术。第二, 在复杂、困难、艰苦的条件下, 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争取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第三, 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运动战中正确处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 才能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第四,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 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关键词:遵义会议前后; 毛泽东; 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 学术界、军届对此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遵义会议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很少。下面结合遵义会议前后的战争实践和具体战例, 从四个方面对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探索。

  一、战争规律是发展变化的, 要正确地研究和和指导战争, 就必须从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指导战争, 应用战略战术

  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 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 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来说, 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 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 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 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 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 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 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1]173-174

  1934年12月11日, 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 中央红军在通道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上, 李德、博古坚持按原定方针办, 转向北方, 与二、六军团建立汇合。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部有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多人在城步、绥宁构筑工事, 阻挡红军去湘西之路;中央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积集于洪江、会同, 扼守去湘西的要道。南部桂军夏威第15军、廖磊第7军已进驻龙胜、古宜, 断红军南下之路。西部只有黔军周芳仁第四旅两个团在黎平、锦屏一线布防, 加上地方民团只有3 000人, 比较薄弱。在这危急关头, 毛泽东同志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争实际情况,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 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 今天心血来潮, 想说几句, 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 本人不敢苟同, 请问, 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目前会合萧、贺、王、任, 让野战军喘口气, 倒是上策, 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 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北面有多少敌人, 顾问清楚吗?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 等着我们去钻, 谁要愿意去钻, 悉听尊便, 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 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 我们就乖乖去入瓮, 岂不是大傻瓜。黔省防御力量薄弱, 王家烈惊慌失措, 野战军可以趁势进军贵州, 争取变被动为主动。”[2]74-76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 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19时下达了《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 中央红军火速向贵州进军。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 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以黔北遵义为中心来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政治局认为, 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3]61但是, 中央红军到了黔北遵义以后, 毛泽东同志实地调查感受到黔北遵义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因为黔北遵义地瘠民贫, 人烟稀少, 少数民族多, 我党没有工作基础;加之黔北遵义的地形地貌处在乌江、长江的夹江地带, 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回旋, 易于敌人重兵围剿红军, 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 正好熟悉四川情况的川籍将领刘伯承、聂荣臻向毛泽东建议, 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因为川西北有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加之四川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便于红军筹粮筹款, 蜀道崎岖、交通不便, 不便于国民党军重兵调动。在毛泽东的力主下, 遵义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的以黔北遵义为中心来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议, 决定中央红军在宜宾到泸州一线渡过长江、会合四方面军, 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 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 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 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 粉碎敌人新的围攻, 并争取赤化四川。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 夺取渡河点, 以便迅速渡过长江。”[4]98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当时情况, 决定率中央红军在宜宾到泸州一线渡过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北渡长江, 跳出敌人的重兵围剿。1935年1月29日, 中央红军在土城一渡赤水后, 进入川南。“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36个团, 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 严密封锁长江, 并在宜宾至江津, 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 赶筑了碉堡和工事, 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 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2月9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召开会议, 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根据敌情急剧变化的情况, 认为按照预定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不可能, 而应该抓住国民党军把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阻挡我北渡长江, 黔北空虚的有利时机, 回师黔北。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 应该利用敌人错觉, 寻找有利战机, 集中优势兵力, 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 主动地消灭敌人。”[5]3482月15日, 中革军委决定回师黔北, “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委主要的作战目标, 决定先由淋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 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 准备消灭有桐梓来土城的黔敌, 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6]127。四渡赤水之战, 敌强我弱, 国民党军40万装备精良之师, 中央红军不足3万的疲惫之师、远离根据地、没有后勤供给,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的变化, 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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