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时间:201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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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县)人。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1]5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 ‘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曾国藩认为,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 “禹、墨 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 敬 则 心 强,求 仁 则 人 悦,习 劳 则 神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

  首先,庄敬日强。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

  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2]4875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2]5247“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 除。自 后 守 此 二 字,终 身 断 不 敢 稍 有 陨越。”[5]5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居敬涵养的心得体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 敬,不 敢 懈 慢,则 身 体 之 强 健,又 何 疑乎?”[2]5587曾国藩明确指出“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2]5587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为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得安宁、详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2]4894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修身养性方法。说来容易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的修养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之一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边耳。”[2]4892心气浮躁,则不能静思,不能静思,则难以顿悟而产生灵感,当然作不了诗。“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5]126为了提高自己静坐的耐力,他定下了“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2]4868的人生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曾国藩终于达到了超然物外、心无所着的静心状态。他在《主静箴》中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2]5054再次,慎独内省。慎独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背道德信念之事。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曾国藩非常注重挖掘“慎”之内涵:“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

  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7]434“‘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4903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守身之先务”.“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2]5584-5587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全力除去私欲,以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谓的“自慊”(“慊”通“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都能切实践行了[2]5587.曾国藩以理学大师倭仁为榜样,认为“研几”功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就是要捕捉事物的苗头与征兆,从而认识并察 见事物 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灭 人欲于 将萌之时。

  曾国藩常常私下反省自己的言行,以便修正过失,体现了慎独的精神境界。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慎独驱使他养成功成不居、谦虚低调、防患未然的心志。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日记中说:“光景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位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2]4904.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更苛刻的解剖:“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

  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

  ……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2]4905勤于职守,公私分明,选官有方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殊为难得。

  最后,八德自勉。“八德”既是曾国藩理论思维的工夫,也是其道德修养的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2]5574曾国藩把个体品德概括为“八德”,用于自勉和育人。“勤”是修养吃苦耐劳勤奋的工夫;“俭”是修养自我约束节约的工夫;“刚”是修炼意志的工夫,做任何事须有排除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是修养知晓天命、晓明大义的工夫;“忠”是修养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工夫;“恕”是修养设身处地、宽容他人的工夫;“谦”是修养谦逊虚心的工夫;“浑”是修养难得糊涂、非原则问题可以让步的工夫。“八德”很全面地规范了个人修养的内涵,果能依此践行,定能造就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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